近日，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宣布将从2025年5月1日起全面停止杭州地区的电报服务。消息官宣后，一大拨人涌进营业厅，发出属于自己的“最后一封电报”。除了杭州本地人，还有不少人从上海等地赶来打卡。不少赶发电报的年轻人此前从未接触过电报。他们凑这个热闹，是想留下一个特别的回忆。
据媒体报道，清明三天假期，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就收到近2000份发报业务。加上之前几天积压的需求，目前有2600份电报尚未发出。而报房每天只能发出100份左右电报。这意味着，光发完这些电报，就到5月初了。
在电话普及之前，在“从前车马慢”的时代，电报代表着长途通信的最快水平。快马送信、信鸽传书，都比不上“永不消逝的电波”。1844年5月，萨缪尔·莫尔斯试验成功世界上第一份电报，1880年9月，我国的第一个电报总局在天津创立。彼时，蒸汽火车正在世界的大地上奔腾。电报的出现，改变了一个时代。
不过，即使是通过无线电波传递的电报，也不能如现今的手机一样实时把信息传到收件人手中。因为电报的收发报设备不是到处都有的。要发电报，需要到有收发报业务的邮电局发出，接收的邮电局接到电报后，再用送信的方式送到收件人手中。在北京等大城市，收到的电报由专门的邮递员骑摩托车加急送给收件人，而在偏远地区，一份电报两三天之后才送到，也是常态，当然这比普通的信件还是要快得多。随着BP机、手机等更先进通信手段的普及，电报的辉煌也随之落幕。
在电报的实用主义时期，它显然和所有的通信工具一样，是写实的、内敛的，充满了工具主义的冷冽感。据报道，“母病速归”和“今晚接站”，是最常见的电报内容。
我第一次看到电报，是1980年代的某一天。父亲在南京接到一封从苏州发回的电报。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两个字“接琴”。“琴”是我母亲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她在苏州办完事后回南京，提前给父亲发电报让他去接站。
20年前，我在洛阳西工的电报营业厅向父母发出了一份电报，告诉他们，我即将回南京探亲。电报只有几个字，每个词、字的含义都压缩到极致，因此经历了字斟句酌的过程。即使如此，我也花去了两元左右的费用，而我当时在部队一个月的津贴也就二十多元。
一篇媒体报道指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职工工资普遍只有一两百元，发电报一个字收费一毛三分五，但是地址和姓名也计费，一封电报要两元左右，这对当时的百姓来说算是高消费了。要知道，寄一封信，可以写几页纸，只需要8分钱的邮票。但对有急事的人来说，电报也是刚需。有意思的是，1992年至今，发电报的价格均为每字0.14元。在物价涨了多轮的情况下，这也算是极为罕见了。
在人手一部甚至几部智能手机的今天，发电报在内容和目的性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发电报不再是为了发出“火急火燎”的信息，而是往往用以展现一种文化心理。
据报道，4月7日，在杭州武林广场电信营业厅，从未接触过电报的浙江理工大学女生小金给四位大学好友分别写下四段话——“活着本就是一场与荒诞共谋的浪漫起义”“千万不要回头看，不要垂涎旷野的事物”“阅己、越己、悦己”“请你拯救自己”。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样浪费字句的电报内容可能是“不合格”的。但是对于这个想用“最后一封电报”给自己的大学时代结尾的女孩来说，这么做，有着显而易见的合理性和意义上的升华。
在怀旧浪潮的冲击下，原本平平无奇的行为，也被品读出了深情。例如，出现在一些年代剧中的爱人之间发电报的情节，被不少年轻人解读为浪漫情怀——尽管在当年的场景中，发电报的核心目的超越了想象中的深意。
正是在这份情怀的渲染和衬托下，赶在“电报大限”前抢发电报，像是在演绎一门相对安静的行为艺术。
2024年11月，社交媒体上一段“寻找电报”的视频一时火爆。博主从北京长话大楼寻到杭州的武林广场电信营业厅，就为了追寻一份电报带来的仪式感，而这份“回忆杀”的感染力，至今仍在显现。
当时，北京和杭州是全国仅有的两个还提供发报服务的城市。而今，杭州的电报业务也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作为“独苗”的北京电报业务还能存在多久？这份“紧迫”感，是很多人奔向电报营业厅的动力。
有人说，去北京长话大楼发电报，发到北京当地，也得过一两天才能收到。这种为发电报而发电报的举动，只能用类似“盖章留念”“留下邮戳”的意识来解释。不同的是，这个“印章”是时间缔造的，而盖章的地方，是人的内心深处。
行为艺术似乎很久没有大规模的动静了，而在多年前，行为艺术曾掀起一阵阵或惊艳、或争议的波澜。其实，国人从来不缺乏和行为艺术相关的浪漫主义精神，抢发“最后一封电报”就是明证。那些亟待发出的电报，那些字里行间所寄予的良好愿望，在让我们感慨时代技术迅疾演变的同时，也让我们彼此感受到惺惺相惜、携手同行的意趣。
延伸而论，以“复古”为主题的行为艺术，并不缺少流行性，也不缺少叩击人心的力量。我们“70”后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无比珍视过的明信片，在今天的孩子们手里，继续传递着。写信寄信，依然是一种高雅的行为，“烛光晚餐”依然被看重。至于，唐装、汉服在千年后“翻红”，则更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无论如何，“电报情结”的泛滥，在让工作人员上演“最后的疯狂”的同时，也让微小的个体们在时代浪潮的剧烈冲击下找到了自我和解、自我激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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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里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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