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三年，和珅丧妻，发殡于朝阳门外。王公大臣争相为她送殡，由于人数太多，车马拥挤，不能前行。礼亲王昭梿便在途中一农村客店用餐。客店主妇姓苗，她对昭梿说：“观君容止，必非不智者。今和相骄溢已极，祸不旋踵，奈何趋此势利之途以自伤其品也？”昭梿闻言羞愧，就退出了送殡队伍。几年后，这位老妇的话果然应验，“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昭梿感叹，和珅擅权时，多少王公大臣“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现在看来，“其智反不若一村妇也”。
“和相骄溢已极”
南宋诗人陆游在《识愧》一诗中写道：“至论本求编简上，忠言乃在里闾间。”一般来说，群众由于处在实践的第一线、政策的最末端，对于领导干部的评判、人情事理的评析、政策制度的评价，往往感受最具体、看得最清楚、意见最客观。正所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清朝纪晓岚记载，河北沧州市有一寺庙临近河边，一天佛寺的大门倒塌到河里，上面的两个石兽一并沉河。10多年后，寺庙募金重修。为找到石兽，请来数船拖着铁钯，沿河找了数十里不见踪影。一讲学家闻之笑曰：“尔辈不能究物理。是非木柿，岂能为暴涨携之去？乃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湮于沙上，渐沉渐深耳，沿河求之，不亦颠乎？”大家都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一老河兵闻之，又笑曰：“凡河中失石，当求之于上流。盖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水不能冲石，其反激之力，必于石下迎水处啮沙为坎穴。渐激渐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掷坎穴中。如是再啮，石又再转。转转不已，遂反潮流逆上矣。”老河兵的正确判断，来源于他对水性、沙性、石性的深刻认识，来源于他多年水上生活的经验，又一次证明“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碑不自立，名由人传。南宋时，一个卖烧饼的，虽然家徒四壁，但家中有一小低阁，壁贴四诗，是文天祥的墨宝。有懂行的愿拿两贯钞换两幅字。谁知，主人坚决拒绝：“赵家三百年天下，只有这一个官人，岂可轻易把与人耶？” 这说明老百姓对民族英雄始终心存敬意和爱戴。南宋词人周密将这件事写入笔记，并且感叹“公论在野人”。
一名官员是政绩卓著，还是尸位素餐，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自然会作出符合实际的公论。宋人的《玉壶清话》载，五代十国时，南唐大将边镐率军进攻闽之都城建州(今福建建瓯)，“凡所克捷，惟务全活”，当地人称颂他为“边罗汉”。后来边镐率军灭楚，攻克潭州(今湖南湘潭)，“诸将欲纵掠，独镐不允，军入其城，巷不改市”，潭州的百姓因此很拥戴他，叫他“边菩萨”。然而，边镐在潭州为官时，“政出多门，绝无威断，惟事僧佛”，人们感到非常失望，又改口叫他“边和尚”。从“边罗汉”“边菩萨”再到“边和尚”，人们对边镐称号的改变，反映出他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变化。
世界上并不缺少群众的忠言，但忠言通常很逆耳、很刺激，缺少的是善听的耳朵。群众的声音再大，如果领导干部捂着耳朵，或装作熟睡，照样听不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就以曹操自比，认为自己是“泽中蛟龙”，迟早要“终入大海作波涛”。当地人却称之为“王坏种”，深信“只要反腐不放松，定能抓住王怀忠”。如果他能听一听群众心声，是否会早些收敛、收手呢？最起码就不会再糟践曹操的名声了。
“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习仲勋无论在哪里工作，总是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群众也把他看成最知心的朋友，愿意把心里话讲给他听。焦裕禄生前爱交四类朋友：热爱劳动的人、有一技之长的人、生活困难的人、人穷志不短的人。要听到真话，就应该像习仲勋、焦裕禄那样，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扑下身子放下架子，真心实意地做老百姓的朋友和学生，让他们不掖不藏、直言不讳地给自己挑挑刺、吹吹风、把把关、打打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