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潼得名源于三种说法
老子《道德经》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恒名”。梓潼是文昌帝君悟道行善之所、弘文宣化之地，可谓“一贯道之”，而梓潼之名也堪称“恒名”。然而其名如何命名的呢？梓潼得名有三说：一是得名于梓潼部落国；二是得名于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三是得名于梓潼县城所据的山水地貌。
第一种说法出自任乃强、杨立伟《四川地名考释•梓潼县考》，同时任乃强在其《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认为，梓潼是一个民族聚居区。族大人众，历史悠久。梓潼二字，“莽曰子同”。可以设想，二字是译民族本语的音，并无汉文意义。王莽将“梓潼”改作“子同”，并非他也提倡简化字，只是“译无定字”。使用“子同”二字，还有表明“同属子民”之意，亦即说明这个地区还有一部分民族未完全融合，仍自称为“子同”，即梓潼。笔者将此说法简称“任说”。而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 先秦部分》（1982年版）第11-12页可以看出梓潼属嘉陵江流域氐所在范围。
先秦梓潼为氐人所在范围
第二种说法出自明董斯张撰《广博物志》（卷四十），梓潼山原名尼陈山，为夏禹治水疏理河道陈放尼土的地方，故名。夏禹欲造独木舟，知尼陈山有梓木，径一丈二尺，令匠者伐之，梓树不伏，化为童子，禹责而伐之，先民以为尼陈山梓树为童子所化，故改尼陈山为梓潼山，又因驰水缠绕，以水为表，故名梓潼。这种说法简称“董说”。
第三种说法出自北宋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四）载，引《华阳国志》云，“以县东依梓林，西枕潼水，以此为名。”笔者简称其为“乐说”。而今梓林潼水之说已成为梓潼地方人士和一般学者流行之说。由于梓林潼水说成为流行之说，《中国影像方志• 四川卷 •梓潼篇》中的地名记亦采用了此说。
究竟那种说法更准确呢？笔者认为，应该考证梓潼这一地名的历史。
据《梓潼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载：“梓潼之名传之久矣，远在夏商之际，即已有梓潼之名。”
再据西汉杨雄所著《蜀王本纪》载，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许缘五女于蜀，蜀王中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由此文献可知，早在战国时期，“梓潼”已经载入古蜀史册。又据《西充县志》“充国县界，东连宕渠（今四川渠县），南接安汉（今四川南充），西倚涪县潺亭、梓潼，北邻阆中县。”西充是原充国的核心。这亦可傍证历史上可能存在梓潼国。而任乃强在其《巴蜀上古史新探》中则说：“梓潼还很早就建成了一座雷神庙，来显示它的民族威力。那就是今天还保存下来的七曲山的文昌庙。隋唐以后都说他是‘司禄命之神’，秦汉到南北朝都说他是凶恶的雷神。其庙叫善板神祠。这样以神道管理顽强的民族，可能是梓潼王创造出来的。”
另据最新的考古发现——里耶秦简第八层71简牍有这样的记载：“卅一年二月癸未朔丙戌，迁陵丞昌敢言之：迁□佐日备者，士五（伍）梓潼长辛見（亲）欣补，谒令□Ⅱ8—71二月丙戌水十一刻刻下八，守府快行尉曹。□8—71背。”这段话的大意为，秦始皇三十一年二月四日（即公元前216年二月四日），迁陵县丞昌如实报告记录如下：迁陵县佐即将任职到期，拟由来自梓潼县长辛見（亲）里老兵名欣的补缺，特别请示。时间为二月四日水十一刻刻下八（即约晚上十一点半），即由守府（洞庭郡府）快行（特快专递送达）尉曹（迁陵县司职卒徒转运工作的曹吏）。而湖南文物研究所编著的《里耶秦简》中的校注第一卷第54页指出：此事《二年律令• 律秩》（张家山汉简吕后二年，即公元前193年）也有记载。同时里秦第八层1445简牍记载：“卅二年，启陵乡守夫当作，上造，居梓潼武昌，今徙为临沅司空啬夫”。这段文字是说，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梓潼县武昌里一个叫夫的人，从启陵乡守的职位调任临沅司空啬夫（即其主管官员）。2002年4月，发掘于湘西龙山县里耶镇的《里耶秦简》被学术界称之为是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秦代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里耶秦简》记载了时间由秦始皇（含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到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前后约十五年秦王朝洞庭郡下辖的迁陵县档案。由此文物可知，里耶秦简两次提到“梓潼”，在秦代大一统时，“梓潼”已经载入秦帝国的历史中。
里耶秦简两次提到“梓潼”
据班固《前汉书》载：“五妇山，驰水所出，南入涪，行五百五十里。莽曰子同。” 梓潼之驰水，流行于红土丘陵之谷壑间，蜿蜒回曲如蛇形，故先民呼为蛇水，又作九曲水。古蛇字写作虵，《汉志》书为驰，驰者，水流急也。故云，广汉郡有五妇山。今志亦有五妇岭的记载。而在汉以前没有潼水、潼江的称谓。郦道元《水经注》才将潼江称作梓潼水、潼水。《隋书》称潼江，沿用至今。因此，梓潼的最初得名是无潼水可枕的。
既然没有潼水可枕，那么有梓林可依么？《梓潼县志（乾隆四十五年版）》载，袁还朴的旧志序中说，梓潼“求所为楩梓杞楠之材，无有也。求所为叔鲔王鳣之鳞，无有也。”袁还朴则系清乾隆年间梓潼县令，为清代《梓潼县志》首创者。
而在2000年，笔者还专门找《梓潼林业志》编纂者赵义才求证，梓潼是否在古时有梓林。赵先生经过多方考证，从气候和自然地理位置上看，梓潼有生长梓树的可能，也有梓树，梓潼人称之为“豇豆树”，但是否存在如董斯张撰《广博物志》中那种“百木之长”的木王，梓潼找不到上百年的梓树。只从仁和镇观龙场、原大新乡秋树村找到有云鳅树的线索。即或真有梓林，也不在今七曲山东部，而在县域东部。因此，从方志到现实，梓潼并不盛产梓木，可能“东依梓林”也不存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梓潼得名三种说法中，“任说”的推断——梓潼的由来是得名于，接近历史的真相，比较准确一些，“董说”“乐说”均缺少历史依据；而在《中国影像方志• 四川卷 •梓潼篇》中采用“乐说”，则是千年来的约定俗成。
梓潼置县已逾2300年
郡县制保证了历史中国相对稳定和统一，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在地方政权上的体现。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国，楚武王熊通；郡制起源于秦国，秦穆公嬴任好。其中中国历史上第一县叫权县，楚武王熊通（？～前690年）继位（前740年～前690年）三年后，挥师越过罗国，攻打并灭掉位于汉江平原西部的权国后，他没有像其他诸侯那样，将掠夺的土地分封给臣下，而是改权国为权县（治今湖北省当阳县东），设置县尹（以后称县令、县长），命斗缗（原权国国君）为权尹（可以世袭），把所有权力“悬”（其本意是“县”）挂在中央手中，加以管理，这是春秋时期最早设县的行政体制改革，被史学家称为“春秋第一县”。历史悠久的梓潼何时置县？也有三说。
一是西汉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所置。
二是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刘彻所置。
三是先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嬴稷所置。
笔者将这三种梓潼置县起始点简称汉高帝置说、汉武帝置说、先秦昭襄王置说。在《中国影像方志• 四川卷 •梓潼篇》中我们采用了先秦昭襄王置说。
汉高帝置说的主要依据为，梓潼县现在最早县志朱帘所修《梓潼县志（乾隆四十五年版）》载：“汉，梓潼县，寻为广汉郡治。”而广汉郡为刘邦在公元前201年分巴析蜀所置，其意为“广大汉业”，梓潼县为郡治所在地。清张香海所修《梓潼县志（咸丰八年版）》沿袭了《梓潼县志（乾隆四十五年版）》。《直隶绵州志》（乾隆版）卷一记载：“汉置梓潼县，寻为广汉郡治。”《四川通志》（嘉庆版）卷二记载：“汉置梓潼县，为广汉郡治。后汉移郡治县雒县。”《华阳国志•蜀志》（《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三记载：“广汉郡，高帝六年置，属县八……南支成都百二十里，西接汶山，北接梓潼，东接巴郡。”
汉武帝置说的依据是，《寰宇记》引《华阳国志》云：“汉武元鼎元年置。以县东倚梓林、西枕潼水，以此为名”。而据曾校订中国第一部地方志常璩所著《华阳国志》的任乃强先生考证：“今按：此谬说也。常璩未有此文。《前汉志》: ‘广汉郡，高帝置’。以梓潼县为郡治。”
先秦昭襄王置说的依据是，《梓潼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则明确说：“秦昭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始于蜀地实行郡县制，置蜀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梓潼始置县，隶于蜀郡。”《梓潼县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则沿袭前志说法：“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年），秦王朝开始在蜀地实行郡县制，置蜀郡，划蜀地为三十一县，梓潼县始置，隶属秦国蜀郡。”
绵阳师范学院蒋志教授所著《绵阳简史新编》（绵阳社科丛书之十三 绵文广新内2016第202号）载：“公元前285年，以原蜀国地设蜀郡，蜀郡下辖19县，绵阳市境内为蜀国辖地，设有郪县（辖今三台、盐亭、射洪、中江、蓬溪一带）、梓潼县（辖今梓潼、游仙、涪城、安州区和江油的一部分），这两个县在蜀国时都是古老的部落发展而来的小国，原部族的力量还较强大，因而在此设县，加强统治。”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在湖北张家山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二年律令·秩律》竹“简四四七”编号中有“临邛、新都、武阳、梓（湩）［潼］、涪、南郑…（共52县）”竹简中“秩”字，是指古代官吏的俸禄之意，“官人益秩，庶人益禄” 。从竹简释文中看：吕后二年，即高后（吕雉）二年（前186年），距秦朝灭亡仅16年，梓潼县已经在汉朝庭的典籍上。因此，梓潼更不是汉武帝刘彻元鼎元年始置。
里耶秦简简牍8-71编号“梓潼长辛見（亲）欣补”、简牍1445编号“卅二年啓陵鄉守夫當坐上造居梓潼武昌今徙（正面）” 等有“梓潼”的记录。《里耶秦简》校注第一卷第54页对“梓潼”的注释为：“梓潼，县名。《汉书·地理志》 属广汉郡，治所在今梓潼县。”由此可以推断，梓潼在秦帝国时已经置县。
按《汉书·高帝纪第一上》记载，鸿门宴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后的二月，即乙未年（前206年），“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今江苏徐州）。背约，更立沛公（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之，都南郑（今汉中市）。”“巴、蜀、汉中” 三郡所辖41县为秦朝沿袭秦国在巴蜀实行郡县制雏形的延续。按原县志办主编敬永金老先生的指导，笔者查找到，由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谭其骧主编， 198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代郡县列表·蜀郡》“可考县名”栏内，巴、蜀、汉中三郡共置“四十一县”的县数中，梓潼县为蜀郡十八县之一。由此完全肯定，梓潼至迟在秦代已经置县，而非汉初刘邦始置。
再据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5年10月版）战国时期全图梓潼县在蜀占据明显位置。这也说明梓潼是秦代以前设置的古县。又据《中国史话》丛书之《梓潼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5年版）封底阅读提示框提要第一句明确说：“梓潼历史悠久，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置县。”而其上“中国史话”徽标标注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史话》丛书由编委会主任由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担任，而副主任则有时任分管中国地方志工作的社会科院副院长武寅，中国地方志工作领导小组相关专家为副主任或委员。《中国史话》丛书之《梓潼史话》出版发行时正是梓潼置县2300年之时。梓潼置县至今，县名一直沿用，仅王莽篡汉时，一度（9年至25年）改名子同；西魏废帝二年（553年）至隋大业三年（607年）期间，曾易名安寿，前后共计70年。此外，虽迁移并析不定，但县名再无变更。
梓潼曾五度为郡治
今日之梓潼仅是1443.92平方千米的小县，民国时百姓戏称“寡梓潼”，而清代康熙二十五年时任知县袁还朴称之为“小邑”。历史上的梓潼却是大县。任乃强先生在《巴蜀上古史初探》中说：“可以设想，古梓潼县地面很宽，约有今天梓潼县的十倍。大概东抵嘉陵江，西至成都平原，包括有今天梓潼、剑阁、青川三县和江油、绵阳、盐亭和广元的大部分。”任乃强先生这种说法从《二年律令·秩律》竹“简四四七”编号（中有“临邛、新都、武阳、梓（湩）［潼］、涪、南郑…”）可以得到印证。梓潼在汉初列第四位。
另据2019年3月梓潼籍中国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副教授李春林向笔者传过来的“梓潼令印”图片，据笔者考证，这枚收藏收上海博物馆的“梓潼令印”系东汉时期梓潼行政首长的官印。在秦汉时期，大县行政首长为“令”，小县行政长官则是“长”（西汉县区的户数，《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蒋志教授所著《绵阳简史新编》亦说，始置的梓潼县是原梓潼部落国的辖地。
东汉“梓潼令印”
梓潼在历史上曾有较大的影响力。在两汉时有相当高的美誉度，据重庆三峡博物馆国宝级文物景云碑记载，广汉郡梓潼县人景云曾在东汉永元年间在朐忍县（今重庆市云阳县）任县令，终于任上，碑文赞景云“君其始仕，天资明括，典牧二城，朱紫有别，强不凌弱，威不猛害，政化如神。蒸民乃厉，州郡并表，当享符艾。大命颠覆，中年殂殁。如丧考妣，三载泣怛，追勿八音，百姓流泪。魂灵既载，农夫恻结，行路抚涕，织妇喑咽。吏民怀慕，户有祠祭，烟火相望，四时不绝。”
景云碑
梓潼“地联秦关，路当扼蜀”，北扼剑门，南控涪江，号称“扼控三巴，益州衿领”，是古蜀国北部门户，其南部系石牛道险夷交接点（五妇岭送险亭即是古蜀道显著路标），为“千里栈道，通于蜀汉”的南栈出入口，有“蜀北锁钥”之称，成为“商旅云集、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自汉初至南北朝西魏，前后750余年，梓潼多为郡守治所。
2018年9月29日，四川省地情网转载梓潼县方志办颜友所撰《梓潼：县名沿用两千多年，五度为郡治》，其文中说：“梓潼曾经五度为郡治所。一是西汉高祖六年（前201）分巴郡、割蜀郡之地，在梓潼设广汉郡，史称‘分巴割蜀以置广汉’。下辖梓潼、什邡、涪、绵竹、葭萌、郪、新都、白水、甸氐道、刚氐道、阴平道等13县道。二是初始元年（9年）王莽篡汉，为避‘汉’字，将广汉郡改名子同郡。东汉建武元年（25年），公孙述据蜀，建‘大成国’，将子同郡改名就都郡，梓潼县仍置，为就都郡治地。三是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分广汉郡之地，在梓潼置梓潼郡，分辖梓潼、剑阁、汉德、涪县、汉寿、昭欢、白水等县。四是梁天监四年（505年），北魏尚书刑峦入蜀，夺得南梁之梁、益二州十四郡之地，在梓潼设梓潼郡，隶属东益州。五是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大将军尉迟回伐蜀，在梓潼置潼州郡（又名潼川郡、东川郡），隶属益州大都督始州。”
据《绵阳市志》（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上卷《广汉郡治考》记载，梓潼县作为广汉郡治长达316年。2012年12月中旬，梓潼县城两路口出土文物证实了广汉郡治设于梓潼神乡的文献记载，也证实了《汉书•地理志》郡治梓潼“有工官”的说法。2015年1月，梓潼县城九旬老人仇子元还对笔者说，解放前，在今梓潼县城老区文昌路还有“古潼川郡”木坊，其大致位置在原县政协地段，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县城北门，过门就为北门外。
结论：
梓潼得名由来悠久，可溯至先秦以前，其名源于“梓潼（民族部落）国”的称谓；梓潼始置县于公元前285年，比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设置郡县制早64年；梓潼曾五度为郡治，首为广汉郡治，终为潼川郡治。
